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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满为患”:社会不可承受之害
夏梁省 | 时间:2012-05-02 10:25 | 文章来源: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 点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查院在两会报告中高唱“反腐”,引发了反腐倡廉建设热议,在讨论如何从根本上推进廉政建设时,有委员提出精兵简政,制止“官满为患”,再一次将矛头指向机构冗员问题。权力扩张的本性,正在使“官满为患”在自生机制下不断演绎“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成为危害政府健康肌体的顽疾。
“官满为患”:恶性膨胀的政府肌体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官员比”已经达到1:28左右,远高于西汉时期的1:7945、唐高宗时期的1:3927以及清康熙时期的1:3011。因此,在当下中国,“官满为患”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在公务员招考上,社会上流行的“公务员热”越烧越热,“往体制内挤、靠风”,直接伴随而来的便是乱设机构、乱设岗位与乱定级别,致使领导干部满员、冗员与公务员超编现象不断凸显。日前曾有媒体爆出我国公务员数量已近1000万,而且每年还在以100万人的速度增加,虽然国家公务员局否认了这一提法,指出我国公务员实际数量为689万,但即使是这一数字也已经很大。
在干部任用方面的一些不合理也在不断助长着政府肌体的膨胀。当前,为了加大干部年轻化的推进力度,有些地方规定,科级干部45岁、48岁要退居二线,退下来后就开始不作为,但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于是就补充进一批年轻干部。这样以来,就使得原来同一个事务岗位上多出差不多一倍的人员,而且实现新老更替还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
此外,哪怕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改革也依旧延续“官满为患”的痕迹,违背了改革的精神实质。改革的初衷本来是为了通过政府管理职能部门的合并,精简机构、合理归流干部,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事混淆、政出多门等弊端的出现,但在现实的操作中,官员扎堆现象依然普遍。佛山高明区副局长扎堆现象,“一个单位十九个副局”,被网友戏称为“佛山最牛的局” ,不得不让人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另外,还有四川巴中贫困县县长“豪华整容”,4县区竟然超配正副县长总数达到44位,阵容之庞大不得不让人咋舌。再比如辽宁铁岭市曾被曝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而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官员泛滥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滋生乱象:“官满为患” 的斑斑恶迹
“官满为患”如猛虎般使地方政府留下了恶迹斑斑,正在一点一滴的侵蚀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同时也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带向了深渊,它所带来的机构臃肿、工作效率低下、高运营成本问题,不仅增加了社会供养成本与监督成本,还造成权力界限模糊,引发权力扩张和滥用,导致腐败丛生,成为阻碍我国廉洁治政与高效政府形成的桎梏。
“官满为患”滋生办事推诿作风,致使人浮于事。多年来实行的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政策,“改非”干部超编,出现“人多但无人办事”的局面。老百姓常说“扔个砖头能砸着八个副科长”,但是办起事来却是互相推诿、“打太极”,特别是部分中下层领导干部办事推诿、摆架子、看人下菜碟,能托则托,能躲则躲,这些推诿扯皮、敷衍失职、作风漂浮的问题与“官满为患”所诱发的职责不清、事权交叉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部门内官员太多,在处理事情时都希望少担风险、少负责任,遇事喜欢“踢皮球”,不到万不得已时坚决不予处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敷衍失职的工作作风。
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为例,“八个部门都管不好一头猪,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行政部门齐抓不管”,这曾是某市食品安全协调办公室官员的“自嘲”。目前国内涉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将近10个部门,部门职能交叉、责权模糊,看来谁似乎都有责任,但到最后谁又都可以找到推托责任或者强调不担责任的理由。
官员严重超编也为反腐倡廉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日前在两会期间明确表示: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此外,有效监督力量是有限的,一旦被监管的官员数量太多,就很难落实监管。这样一来,随着官员数量不断增加,而监督力量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同步增加,就会使官员监督陷入“法不责众”的尴尬境地。“官满为患”正在冲击着我国的政府监督体制,为了加快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政府面临着消除“官满为患”与监督体制改革的两难抉择。
“官满为患”更为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了沉重负担。官员太多必然会花费大量的财政资源,当前官车到处都是,三公消费惊人,礼堂会所遍地开花,便是最佳证明。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公权自肥”、“公权自我消费”已然成为“官满为患”时代下的必然产物,这在浪费了大量财政资金的同时,也给群众对政府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追本溯源:“官满为患”的历史渊源
“官满为患”归根到底其实是“官本位”思想的集中反映。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为“官本位”思想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中儒教强调“克己复礼”,告诉民众要崇官、敬官和做官,“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古训便是明证。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则更是“官本位”传承与延续的载体。从秦朝到晚清,金字塔结构的中央集权体制,把“官本位”推向了极致,“普天之下莫为王土”,大小官员掌握着国家的命脉,一切都由官员说了算,导致“官本位”在中国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集权,也导致政企不分、政事不辨,逐渐开始滋生党政不分、事业单位大批设立、重政治轻经济等乱象,为“官本位”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因此,一直以来,我国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其实较多的表现为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官员始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形象,俨然一个特权阶层。正是如此背景下的“官本位”思想不断怂恿着人们对官位或公职的追逐。
多管齐下:铲除“官满为患”的毒瘤
       “官满为患”有悖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改革方向。根据建设服务性政府的要求,政府改革要通过在分解原有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把原来政府的大量微观职能,尤其是微观经济职能,交还给社会,实现“小政府”,而“大社会”则是在缩小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精简政府人员的同时,充分扩大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功能。但是,目前“官满为患”的局面,使得机构撤并、冗员削减面临很大阻力,而且改革的过渡需要处理好众多遣散职员的安置问题与待遇,使得改革成本巨大。同时,我国政府未来风清气正、廉洁高效局面的开创,也需要对“官满为患”进行痛并思痛的彻底治理。
因此,“官满为患”已经成为社会毒瘤,不能再听之任之,贻害社会。我们需要洗心革面,对“官满为患”进行全方位的治理,为我国进行的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肃清道路。
依法治编,制定《编制法》理应是治疗“官满为患”的前提。通过落实“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可以使部门责任得到明显强化、机构编制得到有效控制,提高编制机构、部门与人员的协同运作效率。有了这一法律依据,便可以通过实施责任制,打击超编人员的同时更及时问责相关责任人,严格审核财政支出,控制好对超编人员的财政支出,进而推进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杜绝“官满为患”的体制性缺陷。
规范公务人员的编制管理,是治疗“官满为患”的关键。要对编制进行跟踪管理,坚决杜绝继续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的行为。禁止超编的党政机关单位调入工作人员,从源头控制再产生新的超编人员。鼓励超编单位向空编单位流动,逐步使党政机关各单位工作人员配备控制在“三定”核定的行政编制限额内,以达到消化党政机关超编人员的目的。
“官满为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务办事效率低下,办公设施陈旧,办事手段落后,现代化工具运用较少。因此,还有必要引入“智慧办公”,实现办公自动化,融合语音识别、考勤打卡、视频监控、远程遥控、安防预警、无纸办公、多地办公和居家办公等综合运行系统,减少在具体低级事务上的人员配备,向机器要效率,最大程度发挥公职人员的工作效率。
要遏制政府肌体的膨胀,根本上还是应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知人用人环境,让懒散者无位、平庸者下台、能者人尽其才。深入贯彻“凭实绩用干部”这一理念,让庸人自闲者无法生存。治庸问责很有必要,公职人员如果没有责任心,必然祸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须坚决予以遏制,努力形成人人自省、人人自警、人人负责的局面。因此,必须勇治、力治、重治,杜绝“家宅将倾,视若观戏;马厩失火,处若邻人”的现象发生。
[源自: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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