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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朱建新 | 时间:2012-04-02 20:08 | 文章来源:新田纪委三工委 | 点击:




腐败现象违背了正义和社会公正的规范和准则,削弱了国家机构的权威,扭曲了有效的竞争,增大了改革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并引起了道德滑坡,因而是一种极端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象。挖掘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寻求遏制腐败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权力干预”与“体制漏洞”并存的现实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多年来,在我国经济中不平等竞争,“官倒”活动,“以权经商”,靠价差、利差发财的活动一直居高不下,由此引起的腐败行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行政力量支配经济的模式还具有一定的惯性,继续支配经济生活,而且这种惯性刚好迎合了市场发育不成熟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权力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作了辩护,于是,行政力量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多方干预。这种经济活动中“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的现象,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租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对租金的角逐,从而产生腐败现象。比如,正常的土地资源批租办法是通过市场程序公开招标、拍卖。可有些地方批租根本没有规矩,全凭权力决定:土地批与不批,批给谁与不批给谁,定什么价钱,权力全部在官员手里,由他们说了算,这样只要打通了权力关系,发财轻而易举。这种不完全的市场机制和行政权干预市场运行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在当前,这种滋生腐败的温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二)依法治国过程中“法律不健全”为腐败行为得逞提供了方便之门。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已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出,但社会对执法部门存在的突出问题反映强烈,具体表现为执法不严、推诿扯皮、执法不公、滥用职权、执法犯法、弄虚作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时间不长,缺乏法治建设的经验,很多领域的法律不健全,法律盲点的覆盖率太高,在实践中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又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来规范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大甚至导致权力擅断;另外,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太多,同一法律事实援引不同的法律完全可能得到出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而现行审判方式并不要求法官在取舍法条时作出书面的价值分析,从而为法官恣意选择法条偏袒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方便。此外,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财政困难,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严重不足,司法机关迫于无奈,执法活动变成了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在这种充满利益驱动色彩的制度下,导致了腐败者被认为有能力,廉洁都视为无能的可悲局面。
由于法律不健全,执法部门对腐败现象打击不力,让大批腐败分子的行为得逞,从而降低了腐败的成本,有权者纷纷投奔腐败之门,从而发生恶性循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三)受传统文化羁束的人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又一根源。
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重“人情”、“感情”、“亲情”的社会,但是,这种“熟人社会”传统所反映出来的孽根性便是人缘、地缘关系的形成。这里所讲的人缘、地缘关系是指掌握权力者因长期工作、生活在一定区域客观上必然与周围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的界入必须引起权利义务关系重新配置,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因受利益驱动的支配,此时人缘、地缘关系将无孔不入地渗透、影响、干扰权力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往往难以跳出文化的羁束,权力往往会发生异化。而权力一旦被异化,就必然导致腐败,或者也可说,权力异化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现象。因此,受传统文化羁束的人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又一根源,甚至是一种母体遗传的滋生腐败的基因。 
(四)腐败的低成本是腐败现象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是一种经济行为,任何一种行为的做出与不做出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成本与收益上找到根源。假如一种行为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不会长期从事这类行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不会趋之若鹜地从事这一行为。相反,假如一种行为的成本很低,但是收益很高,那么人们就会争相去从中获取利益。腐败行为如此猖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腐败行为获利快,而行贿者获得利益后一般不会检举受贿者,利益受到损害的往往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即使是第三人利益受到损害,第三人也无从知道腐败者的受贿行为,加上刑事法律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规定“孤立的证据不能定案”,而行贿、受贿基本上一对一进行,加上一些腐败分子还学习了一些反侦查的方法,腐败行为的发生过程不会留下任何有意义的查处线索,只要腐败分子矢口不承认,就不会受到刑事追究。因此,在当前中国,腐败的成本很低,所以腐败现象十分猖獗。
(五)腐败文化在中国潜意识的形成对腐败现象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国家上下一直在进行正面的引导教育,反面的警示教育,但是很多官员实际上台上说的一套,台下做的一套,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在台上说的那一套“鬼话”当真,他们当中很多人压根儿当官就是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搜刮民脂民膏,而不是为了“人民谋福利”。在某些地方的官场形成了“逆向淘汰”,即清官没有发展空间,贪官大行其道,久而久之,腐败愈演愈烈,在当前中国的某些领域、某些地区,腐败成为了一种导向,成为了一种“潜在”的文化,有权力的人不腐败是另类。特别是黑恶势力与官僚勾结以后,权力腐败不但要满足当权者的私欲,而且要满足黑恶势力的私欲,腐败就更加严重,现在很多矛盾,老百姓很多诉求,请求国家机关无法解决,只有自己雇请黑恶势力才能解决。在当前,腐败已经从权力阶层向服务行业蔓延。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是腐败已经在当前中国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有其惰性、惯性,根治起来太难太难。
    二、遏制腐败的对策
    腐败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不是哪一个部门重拳出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治标治本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一)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降低改革成本是遏制腐败的宏观策略。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分析》一文中指出:“我国的改革过程就是权力和利益的转移或再分配过程,在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动放权或让权是‘名’,卖权才是实质。从一定意义上讲,腐败和贿赂是体制改革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改革的过程就是一种以权钱交易为中心的‘以毒攻毒’的过程。”因此,改革经历的时间越长,权钱交易的时间越多,滋生腐败的机会也越多,腐败现象越严重,对社会危害越大。但是,当前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没有人知道如何改,没有人预料改革的风险有多大,因此,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想从宏观上遏制腐败,只有在社会能够承受的前提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量缩短制度创新的周期,从而减少权钱交易的时间,减少腐败的参与人员,减少滋生腐败的机会,降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静态的消耗,降低改革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成本。
(二)完善用人机制,从源头上整治腐败行为。
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人的因素,特别是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的选配非常重要。如果一个领导班子自身不廉洁,一个单位就会腐败丛生;相反,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自身政治过硬、清正廉洁,那么下面的干部就腐败不起来。那么如何完善用人机制呢?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干部区分为业务类和政务类,两类干部都按照自身的规律晋升。业务类干部,就建立严格的业务考核办法,只要在业务方面十分突出,就自然晋升档次,不受到领导好恶的影响,让那些专于业务的干部专心搞业务,不用去考虑其他的因素。而对于政务类干部,他们是否称职、是否可以晋升,应当走出内部人说了算、个别领导说了算,否则就会导致政务类干部的利益集团大小决定其能否晋升。政务类干部的晋升与否应当由人民群众说了算。如果人民群众不满意,就应当不能任用。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干部队伍的大环境,让清廉成为一种人们发自内心称道、学习的形象,腐败成为一种没有发展机会的因素,而不是“越腐败,提拔得越快;不腐败,就没有提拔任用的机会”。
(三)加大打击腐败现象的力度,严惩腐败行为,提高腐败的成本。
法律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腐败现象之所以生生不息,欲演欲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腐败成本低,收益高,腐败者觉得有利可图。要想有效地遏制腐败,只有通过提高腐败的成本,降低腐败收益的办法,使欲腐败者觉得划不来而不再从事腐败行为。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腐败的成本,降低腐败的收益呢?衡量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应当以受处罚率和处罚的轻重等两个指标来进行判断。一个腐败行为的受处罚率越低,成本越低,收益越高;受处罚率越高,成本越高,收益越低。对腐败现象处罚越重,腐败的成本越高,收益越低;相反,对腐败现象处罚越轻,则腐败的成本越低,收益越高。因此,要想提高腐败的成本,降低腐败的收益,只须使腐败的受处罚率提高,对已查处的腐败行为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加大查处腐败现象的力度,尽可能地使每一个腐败行为都受到查处,不存在任何一个腐败分子有投机钻空的机会。凡是已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国家绝不姑息养奸,这样就会使腐败形如一条高压电线,一触即发、一触即打、一打即严。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得不偿失,跃跃欲试者望而兴叹,从而有效地遏制腐败。
(四)合理地配置权力,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力量从外部最大限度地遏制由人性所决定的权力异变。
现代社会的权力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将权力集中于某个人手里,必然导致腐败,人们称之为“制度性腐败”;有的权力被恣意地进行分配,则其在运行过程中将处于无序状态,腐败现象也乘虚而入,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因此,必须合理地配置权力,并且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力量从外部最大限度地遏制由人性所决定的权力异变。如何配置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呢?首先,被分配的权力必须涵盖所有的权力范围,不存在某种权力没有被分配处于无人行使的真空状态,一旦权责不明,那么遇到利益各部门则会无原则地争夺;而遇到麻烦,各部门相互扯皮;遇到责任,各部门就会相互推卸。其次,权力配置必须相互制约。虽然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但是并不意味着权力的设置可以不受到制度性的约束。孟德斯鸠说得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分配权力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必须使各种权力之间相互牵制。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应当由三个不同的部门行使,让其相对独立,如果将其中的两项权力或三项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那么,权力之间就缺乏监督,权力便极易被滥用。再次,完善权力行使的程序规定。要想遏制腐败,必须使任何权力运作过程中都遵循一定的程序,并使之规范化、公开化。比如,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必须遵守立法程序,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必要的时候举行立法听证、公开征求意见,防止立法活动变成大的财团的傀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行政程序,司法机关在作出裁判行为时必须遵守司法程序,必须事先确定严格的证据取舍法则,并得到严格遵守,不得由权力阶层恣意取舍证据,任何权力阶层的权力运作程序必须公开化,防止暗箱操作,做出任一权力行为,权力阶层必须将其作出该行为的理由讲充分,并将之公开化,否则,该行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充分满足社会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才能减少权力运作越轨的机率,减少权力阶层擅断和专横,遏制人缘、地缘因素干扰权利正常运行。最后,要强化权力不当行使的责任认定与追究。在科学层面上,任何一种权力,都应当同时有责任的存在。如果责任过重,则会导致权力行使中的惧怕心理;如果权力过轻,则会导致权力行使中不负责任的怠慢心理;一旦权力与责任分离,那么就会导致权力行使的“外部性”,权力行使者就会恣意妄为,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因此,任何一种权力在设定的同时要设定与其相配套的责任认定机构、责任认定机制、责任追究办法。
                                           (新田纪委三工委)
[源自:新田纪委三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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